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于近日公开声明拒绝招收研究生。此事起因于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规定，导师自2007 年起招收研究生，要向校方交纳助研经费，具体数额按招收人数计算。而包教授无力交纳并深表不满，遂有拒招之举。（3 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浙江大学规定，导师交纳助研经费的标准根据不同学科而有所区别，但招每名硕士每年至少要交300元，招每名博士每年至少要交1200元，而且导师在招生前须一次性交清研究生在读年限内的全部助研经费。按照每位导师平均每年招收2名博士和3名硕士的通常情况来计算，则每年至少要交9900元。

    学生抱怨上不起大学早有耳闻，教授表态教不起研究生倒是头一回。正是这近万元的助研经费令包伟民教授不得不关门收山。包教授在《告考生》的声明中言辞恳切：“难与二三才俊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烦请另投名师，以免误了前程。”包教授的行为不难理解，象牙塔内的不同学科“贫富分化”严重，早已是周知的事实。即使是名牌大学教授，但身处文史哲等学科，也难以负担每年近万元的助研经费，“拒招”实在是穷教授的无奈选择。

    其实，浙大征收助研经费的初衷也有好的一面。研究生扩招数年来，培养经费一直由国家负担。不少导师慷国家之慨，招生数量迅速膨胀。某些导师门下甚至有数十位研究生，教学质量无从保证。因此，向导师收“人头税”本意是通过运用价格机制，使导师招生宁缺毋滥。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类似封建社会“人头税”的助研费，也必然会使大学的功利色彩更加浓厚。如今，在许多应用学科，大学导师素有“老板”之名。无偿使用研究生的劳动为自己获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浙大开征研究生“人头税”，那么无疑将会进一步强化导师与学生间的雇佣关系。到那时，导师将不会再以传道授业为己任，既然已经为学生付了钱，当然更要努力剥削学生，收回成本。那样的话，招研究生与工厂招工就没什么区别了。

    如果学校、导师都钻到钱眼里，大学教育的质量会怎样，就不难想见。而基础学科的导师因囊中羞涩，很可能就要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长此以往，基础学科的发展难免陷入绝境。（徐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