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当然也是我国文学艺术包括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长足发展。首先是在方针政策层面上，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深刻教训，根据文艺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突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单一模式，提出了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一系列系统而完整的文艺方针政策，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其次是在理论体系层面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突破了以反映论考察文学艺术的单一模式， 从不同角度描绘文艺的整体面貌。对文艺的本质、特征、价值、构成、创作、接受等问题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更为丰硕的成果。

    但是，由于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认识原因，特别是由于文艺界部分学人存在着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倾向，没有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完全摆脱机械僵化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对文艺领域一系列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单向线性思维方式，在论证和强调某一理论形态时，忽视或否定其他的理论形态；在论证或强调某一理论形态内部的某一侧面时，又忽视和否定另一侧面。因而我们的文艺论争每每是在上层建筑与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反映论与表现论、客体性与主体性、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论与艺术生产论、人性论与阶级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认识教育价值与审美娱乐价值、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左右摇摆。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和笔墨纸张。

    作为科学发展观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最完备最深刻而无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发展的统一整体，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一切事物内部均包含着相互联系、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正是这两个方面又斗争、又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转化和发展。用对立统一的辩证综合思维方式观察和分析文艺问题，就会发现文艺的本质和规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有机整体，是多种关系与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相互关联的系统结构，都存在着辩证的联系。各种理论观念都有其合理的内核和一定的局限，对文艺理论的整个体系都有片面的深刻的真理的成分，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每种理论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虽有上次之分，但又都是既相悖又互补的，不能完全肯定一个方面而完全否定另一方面。重要的是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对各种理论及其内部两个方面进行辩论的整合，将其摆放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适当位置上。

    比如，关于文艺的反映论与表现论，客体性与主体性，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艺作品作为社会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当然就包含着作为被反映着的社会生活的客体与作为反映者的文艺家的主体两个方面。文艺作品既是作为客体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作为主体的文艺家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文艺的反映论与表现论或客体性与主体性，就成为彼此不可替代或置换的两种理论或两个方面。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文艺的反映论和客体性，但并没有否定文艺的表现论和主体性。新时期以来，有的学人强调表现论和主体性，这对充分发挥文艺家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是有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的。但有的学者却高扬脱离生活、脱离群众的“自我表现论”和“自我实现论”，把表现论和主体性推崇到完全排斥反映论和客体性的程度，这就走向极端荒谬的地步了。过去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忽视文艺的艺术生产属性、商品价值和经济效益，文艺发展采取由国家统包的“事业型”发展模式。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革，文化作为第三产业开始了由“事业型”模式向“企业型”模式的转变，这当然是有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的。但一些学人却又忽视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精神价值和社会效益，鼓吹精神生产商品化，助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歪风。这又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激烈的争鸣与论辩，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终于逐步摆脱了二元对立的单向线性思维模式。通过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一定能够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综合思维方式观察文艺现象和研究文艺问题， 对古今中外各种文艺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创新，构建一个主导和多样统一的合理有序的宏大体系，把文艺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和新水平。(梁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