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回忆悼念解说陈寅恪其人的文章，陈寅恪传记作品首推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还有一类就是阐述、评论陈寅恪其学的文章，像唐振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学习笔记》、《谈陈寅恪先生治史》，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现在中华书局的《仰望陈寅恪》（蔡鸿生著）与这两类文章都不太相同，“不是回忆录，也不算问学记”，它由读书心得、故人、故事和故实及学术札记四个部分构成。

　　徐卫东：您是如何理解陈寅恪先生的？蔡鸿生：人们比较感兴趣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个人经历，而忽略了他作为学人的身份，以为他是喜欢抬杠的人物。其实，陈寅恪并不是要跟政权抬什么杠，而是坚持不能有某种理论作前提，再来研究学术。他也提到这是太异端的思想。其实早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他就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20世纪20年代，他已经是这个主张了。

　　在旧中国，陈寅恪先生的势力比在新中国大得多，他与胡适、傅斯年等都有交往，他的表亲俞大维是国防部长，但他不当官。他认为学术与政治、市场没有联系。

　　徐卫东：您是从学人的角度来理解陈寅恪先生的，怎样看待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

　　蔡鸿生：陈寅恪先生晚年研究柳如是，很多人从这一方面来做文章。晚年陈寅恪的神游伙伴除了柳如是之外，还有苏东坡。陈寅恪先生的很多感触都是与苏东坡相通的，例如被贬、沦落等等。这一点别人没有说过。认识到柳苏情结，才能完整解读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很多人对陈寅恪先生晚年心境的解读，比如余英时先生，均从文化遗民或政治遗民的角度来看，是不符合事实的。余英时毕竟是隔岸观火，内地的真实情形不了解。

　　徐卫东：您在1955年听陈寅恪的课时，是什么样的场景？

　　蔡鸿生：当时人们觉得陈寅恪先生名气很大，听他的课很吃力。当时听课的只有几个人，包括来旁听的教师，大概在8－10人之间，是在陈寅恪先生家里授课，不可能容纳更多的人。(《陈寅恪的最后20年》说当初选修的学生有30多人，坚持下来的有13人。)陈寅恪先生的魅力在于他的著作和讲学能够打动人。用当时偷偷来听课的周一良的话来说就是“很过瘾”。陈寅恪先生讲课异常口语化。他的魅力何在？在于他的思维力度很大，能够由表及里，使人能够达到认识上的一个高度。例如对《莺莺传》的解释，考出莺莺的社会地位低下，推测莺莺为“酒家胡”，进而指出张生“始乱终弃”的社会根源，令人茅塞顿开，这样一下就讲通了。我们听课往往恍然大悟。陈寅恪先生是从大处着眼的，并不是孤立地为考证而考证。20世纪20－30年代，当时会考证的人一大把，但没有人能够达到陈寅恪先生的这个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