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堡。

    走着，看着。

    仿佛曾经来过，所见却都是新奇。

    路边停满汽车：旅行车，轿车，叫不出名的二人座怪车……像不同衣着的人亲密地挤在一起。

    车比人多。偶尔有人骑车，是个少年，背着书包，像立在车架子上。远远地打铃，提醒你站错道了，而你并不明白，自己正站在红色的自行车道上，但你还是让开，车就从这条红砖铺的窄道上飞驰而过。

    花园似的城市，满眼绿树。店铺的门后、地上、窗前摆满鲜花，色彩浓郁，大红、深黄。露天咖啡座东一长条西一大片。钢制的、木头的、藤编的桌椅，阳光下分外温暖。北欧的阴寒仿佛从来不存在。

    一会儿天阴下来。再一会儿飘起了雨。人立刻感到冷。

    红砖公寓的窗户像一个个画框，像城市深藏不露的眼睛。它们很美，白色窗纱以各种花样垂落。里面的人却从不见露面。玻璃窗关着，阳光和阴寒留在了外面。

    "好看吗？"住在汉堡的吴先生开始煞风景，"里面的人很可能闲得无聊整天发闷，只好抱个枕头坐在窗前，看一整天马路。"

    哦，这样。多想进去敲门，到里面看一看。你好吗？你过得好吗？你为什么而郁闷？你有过怎样的生活？你对人生有什么想法？当然，不可能。谁也不能随便闯入他人的世界，更不能轻易深入。即使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生活里也不能。我只有看。

    路上人渐渐多了，人们慢吞吞走路。大多上了年纪，夫妇俩手拉着手。也有中年男女，穿着风衣当街拥吻，好久都不分开。一个傍晚我看见一对年轻的情侣走在街上，步伐轻捷，白衬衫小伙子单肩背个大包，短裙女孩手上倒提一枝红玫瑰，下班的人流立刻像水一样从他们两旁分开。

    情侣很多。忘情地对视，拥抱，手臂环着手臂，嘴唇贴着嘴唇，旁若无人。人们总是绕过去走，不打搅。

    一群灰鸽子扑翅飞上阿尔斯特湖的岸，一两只在那小小的栏杆顶上一站就站稳了（一个刚够放下一只小鸟爪子的地方）。更多的踮脚在平地上蹒跚，静静的，不争不抢。就像这里的人，安静，镇定，沉着，不张扬，不浮躁，好像生活本该如此，不用再急急忙忙去攫取什么。

    湖心喷泉高十几米，风把它吹成一枝微倾的直插水面的巨型羽毛。富人的别墅隐在岸上，绿树丛中，彼此拉开一点距离，式样和规模各不同，也许要彰显个性，也许是暗中较劲。

    在圣保利区的某些小街，以及帕纳洛玛旅馆附近的小马路上，生活的气氛顿时热烈。一个黑壮的土耳其大妈独自把大包货物扛上货架。她的小超市不怎么干净，地上有一些黑的水。

    又是白天。这一回去了菜市场。这儿离日常生活最近，却干净好看如精心打理的花园。鲜黄布篷下面，萝卜、生姜、红葱头、南瓜、巨大的芹菜和葱，不沾一丁点泥土，各自放在筐篮里，像蜡制的观赏物。肉制品由专门的冷藏车售卖，粗细香肠和火腿直的、弯的悬挂着，旁边立各色酒瓶。买菜人都很普通，衣着神情都朴素，手拿一个布袋子，可以折叠和清洗再用。

    路过一些小饭馆，店门敞着，里面好些人站着吃他们的午餐，风衣也不脱下。人高，桌子也高，小小的圆桌放不了多少东西，也就是啤酒、面包、香肠之类。吃的人脸上有沉静、专注的表情。在盘子里用餐刀切割、拨拉着食物，像外科医生在无影灯下做手术。

    一个极小的兑换所。只一位老先生坐镇，衣装笔挺彬彬有礼。美金换欧元，他用铅笔在纸上算一遍，再在脑子里过一遍，唰地拉开抽屉，一叠纸币嗒嗒嗒数出声音，微笑着双手奉上。他始终坐着，守着这兑换所像守着一个他的王国。直到他离开桌子到后面拿什么时，我才发现他一条腿瘸了。

    港口边上，一个卖旅游纪念品的老头也瘸了一条腿。他们是否都参加过二战？算一下，又不像，二战中一个二十岁的人，活到今天也该有八十好几了，还会在这儿工作吗？老头红红的胖脸，像个海员，货品也都和航海有关，救生圈，海盗船，带齿的木头舵轮，用粗绳子挂起来的钟，碗碟，啤酒罐……他沉默地随我挑选，见我挑中一只黄铜烟缸，就微微点头。一口价。我一声不响照付了钱。他眉眼稍稍展开了。这黄澄澄的铜器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带一个旋钮似的圆环把手，可以套在船上的那种。

    渐渐总结出日耳曼人的一种脸型：鼻子像鸟一样向前伸出，衰老后脸颊松弛并下垂，啤酒又使之发红，如果再戴一副眼镜，那就变得彼此相像。眼前的店老板，小银行里的老先生，飞机上的咖啡先生，都是这般好脾气的模样。

    还有一种年轻人的脸型：眉骨突出，眼窝深陷，肌肉紧绷。至少看到三人这样：开车的巴士司机，汉堡商会讲演厅后排用手提电脑嗒嗒嗒工作的"现代精英"，走在缆绳街的蓝眼睛男人。像德国门将卡恩那种强悍如狮的面孔，在这里不算特别。

    但是，看不到内心，在这些面貌的后面。

    吴先生在解释欧洲城市的一般布局："火车站附近必有教堂，教堂不远处必有市政厅，市政厅前方必有水有桥有广场……汉堡，也就这样。"

    他的语调懒洋洋的，如在履行公事。他很年轻，上海人，可能只是兼职的导游。私底下，他曾表示，赚够钱后，他要像德国人那样半年工作半年休假，或者什么事也不做，满世界去游荡。他在上海一听到老同学在聚会上大谈读MBA或按揭买房买车就要逃回汉堡--在上海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巴子"（"巴子"：上海人对乡下老土的称呼）。"在这儿，我也是。"他喜欢这么地自嘲一下。在大巴最靠前的座位上，他眼望前方，看汉堡的天空、建筑、路尽头的教堂向车窗里涌来。有时沉默，有时却背对着我们自语似地背诵一段段德国历史，从普鲁士帝国开始，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战后重建，甚至此刻满大街都是的德国大选选情……他在陶醉？还是因隔膜而恍惚？这慵懒的无力感染了我。我们只能在这儿止步，我们这些外国人。

    在一片公共绿地尽头，一座俾斯麦雕像快被树丛遮住了。我只看见他的脸，在岩石大氅的支撑下，努力从树尖上探出来，一张鹰脸，严厉的表情，好像对什么都不满意。若不是吴先生特地指出，我们不会注意到他。这也是德国的史迹之一。不过我曾在哪本书里看到，这位铁血宰相的雕像在全德国大约有几千座，没什么稀奇的了。那么，我应该有理由重视我的所见：这些肤浅的、杂乱的、零碎的、转瞬即逝的日常景象--它们至少不可复制。

    作者：周佩红，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萌芽》杂志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