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父亲来到上海，最初独身一人。他是医生，年轻，喜欢做事情, 对一切都兴致勃勃。他已经同我母亲订了婚，母亲还住在达姆施塔特，也感觉到大千世界正吸引着她。她说："去看一下，外面是怎样的。"

    外面挺顺利的，过了一年我母亲也到了上海。又过了四年，我出生了。父亲的诊所增加了几个病房，除已有的员工外来了一位照顾小孩的阿姆，她在以后的五年里主要照料我，一直到我第一个妹妹出生。对父母的关心不够我绝没什么好抱怨的,作为为父母亲传宗接代的儿子我可是他们的骄傲。

    照料我的阿姆有个女儿，叫福贵，是她最小的孩子，比我大两三个月。在她妈上班时，福贵被带来我家，我父母完全同意这样做。因此，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员工们称呼我父母为"先生"和"太太"。 阿姆就叫"阿姆"，就象Boy叫 "boy"，厨师叫"Cook", 苦力叫"Kuli"。他们懂了些德语后，相互间就改用"你"来称呼。我也学会了管父母叫"爸爸"和"妈咪"，我们毕竟是黑森州的人啊。福贵叫她母亲"妈"，妈在中国也是母亲的意思。由于年幼的我根本分不清如何归类这些不同含义的称呼，竟也对着阿姆叫"妈"。就这样持续了一阵子，直到她给我进行了纠正：她是福贵的"妈"，但绝对不是我的妈。"妈咪"才是我的妈。所以福贵可以叫阿姆"妈"，而我不行。尽管我在那么小的年纪还不能理解这一切的意思，但为了相安无事就接受了这个规则从此后一直对阿姆叫"阿姆"。这段故事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年可能不超过两岁，但如今却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但给我父母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另一段往事我却一点也不记得了，好像是这样：我父亲从有钱的病人那儿收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礼品。其中一件是个约二十厘米高的唐朝的唐三彩。那是一座放在客厅里的马和骑士塑像--当时中国古董还能自由买卖，并不像今天那么昂贵-那是件极有价值的物品。一天早上，当我父亲踏进客厅时，发现我们的阿姆抱着我坐在地上，而我正在玩那座骑士像。那座像无论如何也经不起折腾，父亲吃惊地看到，那马的四条腿还算齐全，但骑士却只有一条胳膊了，另一条早就被我弄断了。阿姆当然被严厉地责备了一通，为什么她没有很小心地看住我。但阿姆却丝毫没感到有错：她反而用她最好的洋泾浜英文责怪地回答说："Young Master wantchy",意思大概是："少爷自己想白相，我有啥办法？"我还没到三岁，已经是小主人了，而她就是被雇来满足我的愿望的呀！

    四岁时，我们搬家了。新住宅还是在法租界上的霞飞路，即今天的淮海西路，离以前的只有几百米。这两幢房子都是耶稣教团大批不动产中的一部分，我们是租他们的房子住的。我们自己住在最高的三楼，下面开诊所，设立三十个床位的病房。整幢别墅就称为"诺耳医生私人医院"。

    对我来说，别墅内的大花园是最重要的，它大得完全能满足我从小对动物的爱好。很快，这块草地上不仅住着我父亲的猎犬，母亲的猫和虎皮鹦鹉，还有两只山羊，好几只兔子，还有一只狐猴，一群鸽子和小白鼠。最后，还有一匹小马，骑着它我的哥萨克教练给我上了第一次骑马课。

    也是四岁那年，我上了帕希迪芬巴赫的德国幼儿园。在那儿，我明白了，德语本身也有差异，我们在家说的话和其他小孩子的完全不同。我开始知道，我们在家说的叫黑森语，我自己因此作出的解释是，我会四种语言--德语，黑森语，汉语和英语。而我说的汉语纯粹是上海话，讲的英语是不伦不类的洋泾浜英语，这些我是几年后才意识到的。

    当我妹妹英格莉特出生时，五岁的我还深信那些所谓送子仙鹤，基督天使，复活节兔子和小寿星之类的事情。我父母觉得能为孩子建立一个童话世界实在是太美了，但是后来，他们却错过了合适的时机来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就这样又过了好多年，直到我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而学校的同学们则做了那件事。这以后，在倾向于相信别人说的话的本性上我又学会了，完全信任的同时作出一个自己的判断总是无害的。

    我的阿姆重又做了婴儿保姆，主要来照顾我的妹妹。1937年，我第二个妹妹出生了，阿姆主要呆在两个孩子身边。我上了"威廉大帝学校"，福贵进了中国的小学。即使我们入学后共同渡过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福贵还是同我在一起。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至此，二战在亚洲地区全面爆发。上海展开激烈抵抗，由于外国租界相对安全，中国难民大量涌入。在临近法租界界碑的地方，我记得我和父母站在房顶花园上看到了战机，听到了炸弹扔下时的声音。我还记得我曾看着父亲医院里的一个看护--大家叫他"支票"--用镊子从烧焦的头盖骨里分离出最后的肉块。有人从激烈的战场上给我父亲带回了这个头颅，而"支票"可以以此扩展他的解剖学知识。

    1938年初的一天，我刚放学回到家，我父母对我说，我们要回德国了。过了一小会儿，我才明白过来。

    "阿姆怎么办，她和我们一起去吗？"

    "不，她呆在这儿。"

    "那福贵呢？"

    又是一个"不"。

    "还有我的小马呢？马科斯和莫里茨呢（我的山羊）？还有小兔子？还有……？

    都是"不"。令人心碎的嚎啕大哭。我父母惊讶地看着我--他们没有料到这种反应。难道德国不是那个梦中家园，那个他们常常讲起，而我百听不厌的那个家乡吗？听讲有关它的森林和草地？有关它的麋鹿和狍子？而此时这通哭喊！

    但是--我又学到了--人必须接受事实，凡事总有好坏。事实上，所听到有关于德国的一切都激起我对未来最美好的憧憬。而当打包工来把东西一团团塞进木箱并封钉好时，我已经觉得很有趣了。

    我们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到了德国，"回家了"。我们前往柏林， 1939年夏天我第三个妹妹，也是最小的妹妹乌塔在那儿来到世界上。几周后，德国部队进攻波兰，二战在欧洲爆发。那年秋天，父亲获得一份工作，回中国为蒋介石当私人医生，去重庆，那是个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陪都。

    家里又来了打包工，这次远行要带的箱子自然要少得多。大部分行李搁在德国，后来却永远丢失了。乘坐的又是西伯利亚火车，但这次是在冬天，驶向另一个方向。抵达中国后，我们在上海停留了几个星期，做继续旅行的准备。那时候，只能走陆路去重庆，还得穿过前线。

    出发前，老阿姆来旅馆看望我们。福贵也来了！对我们那个年龄而言，两年已是相当长的时间。胖乎乎的小福贵比我长得快，变苗条了，个头超过了我。这段时间中，我的汉语忘得差不多了。我们几乎无法交流，而且也没有这种愿望。因为我们彼此成长的道路差别太大，无法再找到两年前分手时的切合点。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我很想知道，她是否还健在，她一生的命运又是如何的。

    伴随着前往重庆的旅程和以后几年的时间，我的童年虽说没有结束，但那却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大家感受到了战争，金色年华一去不返。随着一天天成长，我身上的责任也变得越来越重。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作者：

    魏尔纳.诺尔，生于1930年，他在上海度过了孩提时期最初的七年。在多次逗留柏林，停留上海，历经漂泊，经过重庆和南京后，他全家于1945年又迁居到上海。当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们是最后一批离开这个国家的外国家庭。直到1986年，魏尔那.诺耳才因为为汉堡工作的原因重返黄浦江畔。到1995底，他一直负责领导汉堡驻上海联络处。

    此文选自由汉堡驻上海联络处编辑出版的《汉堡·上海：见证两座城市友谊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