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人口太多，人均GDP世界排名在100位之后，但中国毕竟已是世界第四经济大国。我们国家，与以往相比，算是很有钱了。要不，我们是不会花巨资举办奥运会的，也不会像山东那样，准备拿出300亿元人民币去筹划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了。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着实财大气粗了。

    国家有钱了，人民怎样？

    有一幅刊登在最近一期《观察与思考》杂志上的“纪实”照片，极具震憾力：在贵州某山村，20岁的名叫王大妹的新娘，坐在破烂不堪的“新房”中那张破烂不堪的“婚床”上，目光呆滞地看着摄影师的镜头。她告诉摄影师，“老公婚礼后不久就去广州打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看得出，王大妹现在惟一指望的，就是等老公挣了钱来维持这个新家的生计。可是，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到，这王大妹的丈夫—一个极其普通的打工仔，在广州能挣到多少钱。

    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普遍较低，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所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六大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让“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惠及”与“共享”如何落地？

    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美国福特汽车创始人福特曾经这样说过。是的，普通劳动者每月翘首以待的不就是发薪水的日子吗？

    机关、事业单位“吃皇粮”的劳动者工资的增加部分，有国库撑着，问题不大；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要在现有的利润中拿出一块“蛋糕”来给劳动者增加工资，却是十分艰难的。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的拥有者会不择手段地挤压生产成本。在目前中国总体上劳动力过剩的大背景下，挤压工资支出的这块劳动力成本，似乎是资本拥有者最容易做的事。于是，几乎所有企业的劳动者的工资，都处在了一个最低端的“极限”状态中。

    那么，在“惠及”与“共享”背景下的一片涨工资的呼声中，企业老板该怎么办呢？

    一个字：等。等什么？等企业的工会作为员工的代言人来和老板交涉“增加工资”事宜?这对于目前大多数工会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企业工会“头儿”的工资就是老板给的，换言之，工会“头儿”是给老板打工的。他怎敢站在员工的立场来和老板唱“对台戏”？！等国家补贴？这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国家会适当减免掉企业的一些费用，或者在发展上提供一些优惠政策。但这是解决不了企业因为增加了工资成本而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最后一个等，就是等国家出台《工资保障法》了。这部法律中，除了应该规定由于CPI上升等因素全国人民需要普涨工资外，还应该明确规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标准是体现了“惠及”与“共享”原则的，而不是目前各地已有的所谓的“最低工资标准”）。老板们“等到了”这一天，也就“没犟头”了（对于通过“立法”来加工资，许多专家是坚决反对的。限于篇幅，我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