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当制度背后的基础秩序发生问题时，制度再完善，结果都将是枉然
某报近日刊登了一则题为《阅览室遭遇信任危机》的消息：一个藏书几万册的阅览室，每天对外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在里面免费看书读报，只是规定，读者只能在室内看书，不得将书刊带出室外。从2006年开放到现在，出现了什么情况？工作人员看到，书籍少了2/3，阅览室从原来的天天满座到现在门庭冷清，阅览室陷入了"生存危机"。（见《浙江日报》2008年3月24日第5版）
举办者的初衷不可谓不好，他们对读者给予了信任的期待，也制定了相应的制度，但"种下龙种，收获跳蚤"，结果却让举办者无奈。阅览室的例子最多引发我们一点唏嘘。但是，当类似的后果除了在社会领域不断发生，并且在国企改革、教育改革等宏观层面也显露端倪的时候，我们不由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制度的有效性到底有多大，它有没有作用的边界？
通常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建立制度。通过建立健全制度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促进事情的良性发展。应该说，比较起过去的口号和运动，进步不言自明。但是，这足够了吗？必须承认，第一，完善的制度只是个"理想状态"，现实中不存在尽善尽美的制度（尤其是约束制度，如何能够穷尽人性的可能？），就算假设有这样的制度，所需要的巨大成本社会也不堪承受。我们再费劲心思，充其量也只能设计更完善的制度，而不可能实现最完善的制度。第二，我们也许要转化思路，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可能并不在制度本身，而是由制度背后的基础秩序来解决的。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甚至漏洞百出的制度在一些国家却行之有效呢？举个例子，去年笔者随"浙江省旅游产业开发培训班"去德国，发现德国的地铁购票全凭自觉，车上也没有检票员。笔者问留学生朋友："那有人逃票怎么办？"朋友一脸诧异，怎么会有人逃票？"当然，"朋友补充说，"会有抽查，一旦发现，罚款是很厉害的。"这个诧异，隐含着信任、习俗和代价，往大了说，这是一种文化；往小了说，这是一个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
著名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曾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的概念。所谓"嵌入"就是行动者并不是像原子个体一样在社会网络之外决策和行动，他所进行的活动是嵌入在当前和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这启发我们，制度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也不可能按照我们设想的方式运行，它是嵌入在基础秩序中的。"制度运作时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实不是由制度本身来解决的，而是由制度嵌入其中的基础秩序解决的"（孙立平，2007）。当制度背后的基础秩序发生问题时，制度再完善，结果都将是枉然。
一般而言，促进社会基础秩序形成的力量有三种：强制、互惠和习俗（郑也夫，2006）。以国家力量为代表的强制，在维持秩序和纪律方面的作用母庸置疑。互惠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个人利益，由于理性使人意识到合作有助于实现个人的利益，互惠则走向了制度化的最高形式--市场。习俗是自发产生的，我们无法追寻它的目的和动机，只是知道，它一旦产生，就如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时时刻刻渗透、交融进我们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不致于每做一次决定都仔细思考。在这三个力量中，互惠和习俗都离不开信任。因为信任可以使一个人的行为具备确定性，我们可以由此坚定合作的信心。可以想见，没有信任作为基础和前提，互惠和习俗将寸步难行。在一个社会的基础秩序中，由于信任的缺席，以致互惠和习俗作用隐退，而只剩下强制时，制度的运行成本将非常昂贵，甚至会走向变形，偏离原来的初衷。比如改革中出现新体制无法发挥效用，而旧体制也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形，原因就可能不在体制的本身，而是社会中基础秩序的某部分（如信任结构）出现了问题。
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大量"一次性博弈"。近日，浙中某地要重建某大型历史园林，有人问：国内类似的设施现在都经营一塌糊涂，你怎样吸引回头客？答案是"旅游景区回头客不多，但是中国人口多，新出生的人口也很多，应该看不完"（《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12期》）这个答案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一次性博弈"哪有信任可言？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再没有基础秩序发挥保障作用，何言制度的运行！
阅览室的例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不难窥见当前的信任状况和基础秩序状况。如果脱离开政府的强制，举办者是否还有信心将阅览室继续办下去，笔者并不乐观。社会的基础秩序在遭受破坏后如果想要修复，需要漫长的时间。社会学家郑也夫教授曾说过，"一个社会中流行的信任是其伟大历史和传统的恩惠。它的形成就是该民族的文明史。它的消失是缓慢的。但失去了想要找回来，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需要一个世纪的光阴"。也许这话有些重，但却令人警醒，促人深思。丁凯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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