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国家广电总局封杀汤唯广告一事，在网上闹得可谓是沸沸扬扬。为了给青少年营造一个健康的环境，防止“一脱成名”现象蔚然成风，广电总局使出这一撒手锏的确于理有据。许多网友对广电总局这一行为给予支持、肯定。然而，撇开带有主观色彩的道德评判，理性的思考一下：政府的公权力是否对汤唯的财产权构成了侵犯？这一行政行为的背后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从这一角度出发，广电总局的做法似乎难以使人信服。

    综观娱乐圈，大凡成名的明星，广告报酬必占据其收入的相当比例。广告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甚至是谋生的根本。而广电总局封杀汤唯广告的直接后果，就是让那些广告失去了在媒体上展示的机会，广告公司“谈‘汤’色变”。广告商和汤唯不仅没有利用广告达到“双赢”，甚至连前期投入的成本都难以收回，获利自然成为泡影。据业内人士透露，汤唯因此而遭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将达到几百万元之巨。

    对这笔资金，汤唯有相应的财产权。因为财产不仅仅包括那些实实在在的财富，还包括一些可预期的商业利益。在西方法律界看来，财产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物质基础。没有财产，也就没有人格权。在中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让世人从对私有财产的漠视中惊醒，维护自身财产权的法律意识正在潜移默化地注入人们的脑海。

    广电总局的做法，显然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从而对汤唯的财产权构成了侵犯。但近些年来有关公共利益的讨论，似乎对“公共利益”很难作出一个比较规范的定义。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定义更是引来一片争议。对于“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的“私财”保护原则，呼声频起。为了防止政府拿“公共利益”当幌子，防止其滥用权力，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即政府在作出这一直接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时，应当按照正当程序进行，并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尽可能地将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而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广电总局导演的这起“汤唯事件”面临着无法回避的考问。

    广电总局在程序上做得很不到位。当各大媒体在高调炒作“汤唯事件”时，已是在广电总局作出决定之后，之前似乎没有任何有关封杀的蛛丝马迹，因为广电总局采取的是内部操作方式。封杀汤唯的原因为何，广电总局应当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以使人信服。按照广电总局后来的说法，这是为了防止“一脱成名”现象蔚然成风，避免引导青少年进入思想误区。据笔者看来，这一理由显然过于简单、牵强。

    首先，事实依据不足。广电总局认为汤唯广告会引发“一脱成名”风气，是否有相应的事例可资借鉴，抑或有相应的调查数据？这些均不得而知。况且，汤唯在《色·戒》中的出位演出，是否会引起汤唯广告的色情因素，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广电总局的证明逻辑难逃“主观臆断”4字的嫌疑！

    其次，广电总局未给与汤唯相应的陈述权、申辩权和听证权。任何人在受到对自己权益的不利处分之前，国家应为之提供参与听证和其他表达意见的机会。这是法律“正当程序”原则的精髓所在。封杀显然对汤唯的财产权构成了不利后果，为什么广电总局在不听取汤唯的陈述、申辩的前提下，就断然认定汤唯广告一定会引起“一脱成名”之风呢？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如果仅听一面之词，不听取不同意见，很多时候是要犯错误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况且，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后，为什么又不告知汤唯相应的救济权利？这些显然都是法律所要求的，但是广电总局却一一忽略掉了。

    另外，广电总局难逃比例原则的责难。比例原则要求政府为了行政目标的实现而损害相对人的权益时，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降低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使二者保持适度的比例。在广电总局的管制手段中，封杀可谓是釜底抽薪之策，也就是俗人所谓断人子孙的绝路，常常让众多的明星不寒而栗。但除封杀之外，尚存在多种的管制方式，例如罚款。那么，汤唯广告除了被封杀之外，有没有其他的缓冲空间？显然还是有的。例如不准此种广告在少儿节目前后播出、抑或设置播放的时间表，等等。总之，没有必要一棍子打死，让人没有翻身的余地。就笔者看来，广电总局的处罚显然过重， “罪责不相适”。

    “汤唯事件”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逐渐被人淡忘，但这一事件暴露出的政府执政方式的局限和执法思维的单一，即对行政程序的忽视，以及在做出行政行为时忽视了“比例原则”的运用，值得我们深思。只有重视程序法治的国度，只有切实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国度，依法行政的理念才能真正的贯彻下去，法治的理想才能真正的深入人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时下的做法作出检讨和反思！

    作者：李诗林

    声明：《浙江人大》杂志授权新华网浙江频道独家发布，未经新华网浙江频道或《浙江人大》杂志同意任何报刊及网站不得转载，杂志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如需转载，请与新华网浙江频道或《浙江人大》杂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