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内部环境来看，目前外贸出口增速放慢，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张汉东：事实上，这是多种不利因素叠加的结果，我将其归结为"两价"、"两率"，即劳动力价格、原材料价格、出口退税率、银行利率。

    首先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如国际原油价格已经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大关，铁矿石价格今年要比去年涨价65%，铜、铝、粮食等也在飞速增长，这些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又陆续传导至中游、下游产品价格上涨，这也给外贸出口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再者是劳动力价格上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普遍增加10％以上，劳动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尤为突出，并且企业用工风险增加。

    出口退税率下调。近三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外贸紧缩政策，出口退税率下调仅仅是其中一个标志，或者说是一个主要部分，其他的还包括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等等。

    银行利率调整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国家除了调高名义利率之外，也通过数量控制贷款指标，让银行不能够迅速放款，并连续多次上调银行准备金率，已达到历史高位。为了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利率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反映到最后就是银根紧缩、中小企业贷款难，这也是目前影响外贸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者：对于当前的外贸危机，政府应该怎样通过调控手段加以扶持，帮助浙江企业度过难关？

    张汉东：调控本身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词语，但是，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调控就意味着刹车或者是反向操作，提及外贸调控，就会误解为限制、消极的政策。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年的政策都是朝着限制出口、抑制顺差的方向发展，例如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当然其初衷是好的，是为了出口缓解国内原材料紧张和国内环境的压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结构调整等等，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定位要相当明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虽然要坚定不移，但也不能急于求成。比如说，我们要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生产设备，但是在没有新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来替代它之前，老的工艺还存在其价值。

    况且，中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我们既需要高、精、尖的产业，也需要中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解决就业问题，我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走集中发展IT、航空航天等高端路线，而只能是既追求高端产业，也绝不能放弃低端。必须看到，这些年来支撑外贸增长的，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与其说是出口商品，不如说是通过出口商品在出口劳动力，以此转移和消化过剩的劳动力。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外贸出口下滑了，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还是要在发展的同时逐步稳步改善外贸增长方式，而不是急于求成。

    国民经济三驾马车，如果说少了外贸，可能就会拖累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相应地，税收、就业和企业的命运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目前，不少企业处于盈亏的边缘，大量企业存在开工不足的现象。中国30年改革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此时如果因为政策调整的因素，导致外贸出现较大的回落，就可能就会导致现有的产能无法释放出来，企业赢利水平也随之下降，一部分中小企业可能随之关闭破产。

    具体到政策层面来看，前些年国家已作出了不少调整，如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工贸易政策调整。我的看法是，政府短期内不应该再出台对企业增加负担的限制性措施，或是增加成本的措施。一方面，企业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另一方面，政策也需要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不仅如此，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必要要准备一些预案，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要及时出台一些扶持外贸的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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