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因此，"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是不断推动我国我省改革发展的有力武器。

    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区域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历史。1978年开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宏伟道路，农村改革（联产承包）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拨乱反正。浙江人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积极冲破了个人崇拜的思想牢笼，清理 "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史征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农村隐藏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显化；乡镇企业、城镇街道工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冲破"资本主义的尾巴"，如雨后春笋般喷薄而出；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等一系列长期被禁锢的改革措施逐渐铺开，浙江大地开始展现出朝气蓬勃的创业景象。

    1984年底，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浙江开始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这一时期既是浙江改革开放取得丰硕的成果，也是浙江人民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精神，遭遇、躲避、绕开种种"资""社"争议的暗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冲破艰难险阻的时期。温州的家庭联产工业、台州的股份合作制、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柯桥的轻纺市场等等无不都是在不断遭到非议，甚至不断被关停否定的过程中曲折发展起来的。浙江的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全国第一"的改革事例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生产力一轮又一轮的解放，一批又一批的经济主体生存、发展、壮大，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渐开始显现出先发优势。"多轮"驱动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产权改革，农村工业化、市场化的功能聚焦显现出产业发展的"块状"化等，这些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实践内容都为浙江后来的以民营经济为主要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增长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改革进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叫停了姓"资"姓"社"的无谓争论，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确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一石破天惊的思想既肯定了浙江广大干部群众先期的实践，又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浙江人民的思想解放和浙江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都显示出了"走在前列"的态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渐形成，许多私营经济通过资产、劳动、技术等要素的合作，开始联合，做大做强，涌现出大量的规模较大、实力浓厚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建立并完善。与此同时，椒江的党委会常任制、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温州地区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与杭州的"12345"便民热线等等，这些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改革创新实践也日益增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建设实践在浙江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