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提出，浙江经济发展迎来了第三次转型，这其中有哪些重要的标志和信号？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趋势？

    盛世豪：随着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浙江经济发展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宏观层面来看，一是为适应WTO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了全面改革阶段。二是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及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浙江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国内需求快速升级。四是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明确提出了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从微观层面看，随着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到了更高阶段，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传统区域性优势产业与当前的宏观需求相错位。二是资源要素的瓶颈制约不断得到强化，资源要素的结构层次相对较低，土地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三是体制方面的转型信号。以往，政府只要通过招商引资、土地审批等相关的产业政策，就可以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有所作为；而现如今面临传统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少地方政府陷入了无从着力的境地，虽然主观上希望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但惯性使然，仍然习惯于以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宏观背景下，政府一方面需要转型，放权于企业，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另一方面又要有所作为，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这无疑给地方政府出了一个难题。

    这些新的变化和趋势，预示着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和变迁。

    记者：那么，在新时期下，浙江经济转型究竟面临哪些根本性的挑战和困惑呢？

    盛世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原有增长动力不断弱化。投资拉动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传统发展方式的核心动力。然而，近年来，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持续下降，2007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1.1％，投资增幅比全省生产总值的增幅低3.4个百分点，相比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分别低5.6和16.1个百分点，投资增幅处于最低位置。投资增幅下降，一方面与全国宏观调控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相关。随着投资增幅的明显下降，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呈现出下降趋势。投资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也可以理解为发展方式的变化，即经济发展正逐步从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这从近年来GDP一直保持快速发展可以看出。尽管目前浙江的投资增幅下降是在原来高位基础上的回落，并且从投资率来看也不算低，但是需要正视的事实是，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支撑作用的弱化，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需要重建。

    第二，增长结构不合理。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当前我国工业的主体，而且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与增长相对缓慢的消费品销售相比较，全国背景下的投资快速增长，而投资品较快增长导致相应行业增长较快，进而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在产业层面上明显呈现出增长结构的二元性。这对以消费品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浙江来说，传统支柱产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弱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还体现在与宏观调控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错位上。从2006年的数据来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浙江，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比重相对较大，2006年为21.6％，比全国高6.6个百分点；而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仅为32％，比全国低4个百分点。在全省81个产业集群中，附加值比较低、能耗比较高、污染排放比较大的产业，产值比重占41％，高于全省制造业有关产业近20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浙江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过低。

    第三，发展成本递增。浙江经济运行总体上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近几年随着出口依存度提高和区际贸易发展，浙江生产的最终产品输往省外国外的比重高于70％。与此同时，资源型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提高，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工业原材料和大型成套设备，绝大部分靠省外输入。一进一出、一高一低，对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严重制约，侵蚀了大块企业利润。此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土地、环境的制约，都极大地提高了浙江的发展成本。发展成本居高不下，也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浙江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自1999年以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其差距在不断扩大。2005年，人均GDP增长上升到11.2％，而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有8.83％。全员劳动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增幅低于全国近6个百分点。

    第四，开放经济遭受转型窘境。“大进大出”决定了浙江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和态势，而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目前浙江的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重要的转折：一是在人民币升值、生产成本上升、出口退税政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对外出口压力不断加大；二是由于创新能力薄弱，没有品牌和知识产权优势，传统支柱产业和民营企业难以摆脱“被全球化”困境，在国际竞争还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三是随着区域发展的成本提升，大量传统产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外迁，传统的生产制造优势面临挑战；四是区域性资本输出趋势日益明显。

    第五，区域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层次低。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居于核心位置，并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也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弱化，而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然而，与全国水平相比，浙江从业人员的素质仍然偏低。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6个百分点，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低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