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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浙江一直活跃在地下的“民间钱庄”终于等来了拨开云雾见蓝天的日子，而急需周转资金的小企业也将因此多了一条融资渠道。针对当前一些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问题，浙江省政府决定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增加小企业和“三农”贷款的供给。而这，也意味着浙江民间金融改革将涉足“深水区”。
很快，在浙江的金融机构构成中，将会多一个新角色——“小额贷款公司”， 它们将主要增加小企业和“三农”的贷款供给。
2008年7月初，浙江省政府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申请组建的小额贷款公司在经审核、依法注册登记后，即可正式开展小额贷款业务。2009年1月，将再视实际情况逐步加大在全省的推广力度。
该项工作的牵头部门是浙江省政府金融办。近两个月来，虽然上千家企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牌照争夺激烈，但金融办始终保持着一直以来的低调。正如该办副主任盛益军所说，“目前只是试点，先试了再说”。
目前，有没有小额贷款公司已经获得批复，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尚未向外界透露。而温州等地一些心急的发起人，希望组建和批复工作一切顺利，最好能在9月底或者10月初开张营业。
据估算，试点期间浙江将会出现111家小额贷款公司，至少将有50亿民间资本纳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之内。而按地域性的分布和小额贷款公司的组建要求，将有1000家左右企业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
数千亿元民间资金渴望阳光出路
台州飞跃集团陷入债务危机，传出与同类企业重组消息；杭州南望集团据传借高利贷7亿元，公司资不抵债面临破产；义乌金乌集团资金链断裂，董事长张政建杳无音讯……进入2008年，一系列与企业融资相关联的经济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据温州市经贸委对26个工业重镇23470家企业的调查，目前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的中小企业有1486家，占6.3%。一些企业认为，现在是“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
“浙江全省200多万家民企处境微妙，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一份由浙江省经贸委、中小企业局、外经贸厅、省企业联合会等部门共同完成的《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调查报告如此显示。据了解，一些企业因为资金枯竭被逼到墙角，甚至靠借高利贷饮鸩止渴。
那难道真的是“银根紧缩”，银行无钱可贷吗？
“不是缺钱，而是成本太高！”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说，现在企业所说的融资难指的不仅是融不到资，更主要的是融资成本过高。企业就等于是背着贷款在给银行打工。
据了解，由于信贷资源稀缺，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利率也随之高涨，不少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甚至80%。如果是担保贷款，还要加上担保机构2%—3%的担保费率。比如，渣打银行2008年7月在杭州推出中小企业无抵押小额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物，中小企业最高能获得100万元的贷款。但这项贷款业务每年的利率高达18%—20%。
如此一来，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如果企业毛利不能超过30%的话，即使银行放贷，也会连融资成本都消化不了，结果还是只能慢慢等死。
然而，一边是中小企业融不到资金，难觅生路，另一边却是数千亿元民间资本静待深闺，甚至需要通过非法途径找出路。
浙江民间借贷、拆借业务一向活跃，一些从事非法金融业务的“地下钱庄”，从而有了开展业务的空间。事实上，细心的人士只需看看浙江各地的都市类报纸，就会发现很多报纸每天都有接近两个版面的“金融担保公司”关于“贷款”业务的广告。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民间借贷更是司空见惯。
一项针对民间借贷的调查显示，目前温州企业运营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54∶18∶28。在被调查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企业曾有过民间融资行为。
据浙江省政府金融办副主任盛益军介绍，由于缺乏专业的统计，目前浙江民间资本的具体规模很难掌握，据估测应在1500亿—2000亿元之间，其中温州约有400亿—500亿元，宁波约400亿元。
然而，近年来，由于“地下钱庄”引发了多起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故广受诟病。2008年6月，浙江省银监局的一份调研报告公布了因资金问题而倒下的中小企业“死亡名单”。名单显示，在台州市15例因经营失败企业主逃逸的案例中，多数涉及民间借贷。
同时，人们往往一谈及民间资本和民间借贷，就容易联系到“地下钱庄”。有业界人士直言，但凡民间借贷闹出了违法犯罪的案件，就会被戴上“地下钱庄”或“高利贷”的帽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上千亿元的民间资本较大一部分资金都因找不到一条阳光的出路， “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专家提出，当前社会的融资体系应是多层次的，有企业通过股市、债市直接融资，通过金融机构间接融资，还应有短期借贷形式的民间融资。因此，有关部门必须正视民间融资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尽早出台管理办法，对合法融资与非法融资作出明确的界定，从而肯定合法的，打击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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