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中国垃圾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上海市一年的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而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更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2007年，全国600多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高达1.25亿吨。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垃圾围城，该如何破壁？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又在哪里？

    第三代技术的选择

    在国际上，城市垃圾处理是长期困扰政府和市民的环保难题。一般来说，传统的垃圾处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烧。

    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起步很晚，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垃圾处理，之前，垃圾都是露天堆放。时至今日，国内大部分城市垃圾处理采用的方式仍然以填埋为主。

    然而，虽然填埋方式被广泛使用，但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国内大多数填埋场都缺乏7层以上的严密防渗漏措施，所以不可避免会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与此同时，填埋还会占用大量土地，特别是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地方，建设生活、工业垃圾填埋场已几乎没有了出路。

    焚烧，曾是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首选。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的体积，又利用其产生新能源。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城市采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但就在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后，人们却发现了比垃圾灾难更可怕的二恶英--这是一种极危险的致癌物，在目前已经认识的环境激素中，它的毒性最大。

    也正因为如此，曾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的国家都已经开始警觉。

    其中，全球垃圾焚烧厂最多的日本（全国有垃圾焚烧厂1916个，占世界总数的70%以上）于1997年颁布了更加严格控制二恶英的新标准，强制改造、关闭二恶英排放超标的垃圾焚烧厂。

    与此同时，在填埋、焚烧之外，欧洲、日本等又开始研究开发"第三代"的垃圾处理技术。

    热解气化技术就是其中的代表。

    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焚烧，而是将大量的城市生活废物-废旧的电器、电脑、电池、打印机硒鼓、墨盒，医院废弃的一次性输液、注射品，巨量的生活垃圾等等统统在1200度以上高温中分解转化为汽，由此产生新的热能来发电和供热。这一技术避免了二恶英的产生，它吃掉如山的垃圾的同时，还制造了新能源，最终需要填埋的只是极其微小的数量。

    那么，中国能否少走些弯路，一步跨入垃圾处理的第三代热解气化技术？这个过程显然是漫长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热解气化技术的另一个优点是垃圾无须分类，可以不选择地"通吃"并当即转化为热能和电能。但是它一旦投产，就必须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垃圾资源。而充足的垃圾资源又从何而来？

    和其他问题一样，中国的垃圾问题也和众多的行政部门相关。环卫局管生活垃圾，环保局管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则归卫生局管，因此，处理范围的划分和有关部门的协调无疑是关键。

    英籍华人、世界银行外国投资咨询服务部顾问彭重民曾经热心于在上海引进第三代垃圾处理技术，经过一番充分的前期准备后，他的团队开始和有关部门进行谈判。

    先跟环卫部门谈。当咨询公司计算出采用热解气化技术处理垃圾每吨需要补贴300到400元时，上海市有关的垃圾管理部门就不那么积极了。因为根据初步计算，环卫部门将来用焚烧方法处理垃圾，每吨垃圾需从政府获得200到300元的补贴，而一旦采用热解气化技术，政府补贴会略有增加。

    再找到环保部门。环保局有害垃圾处理中心却表示，希望这个热解气化项目能够专门来处理有害工业垃圾。

    为什么会提这种要求？生长于国外的彭重民一时怎么也想不通，但他的直觉是，国内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比较困难。其间，彭重民也试图把这个项目拿到别的城市，但很快他就发现，说服那里的政府官员似乎要比上海更困难。

    现在，他似乎明白，这个差不多是"天上掉馅饼"的环保项目推行无果，有两点可以总结：一是体制问题，政府部门的行政分割及利益分割难以协调；二是认识问题，人们对于热解气化新技术还不十分了解和信赖。

    这些问题，有些是他摸清楚以后能够努力解决的，有些则是他力所不能企及的。不过，直到今天，他仍然很有信心在国内推广热解气化技术。而后者，也应该是以后国内城市垃圾处理的理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