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民营经济遭遇了30年来从未遇到的困境。发展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在这次危机中也暴露无遗。问题引发反思，危机促进改革，浙江民营经济要转"危"为"机"，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最根本的出路还是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来释放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发展的能量。

    新的历史条件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困境和体制制约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民营经济成为浙江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2008年末，浙江省法人企业56万家，其中民营企业52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0%以上。民营经济总量达到15470.57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2%。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人均收入一直居于全国前列，这与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

    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区域性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体制机制先发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使先发遭受了"后发"劣势。从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原因分析，民营经济发展所获取的行政资源支持与市场资源的支撑仍相当有限。目前，无论是法律法规层面还是政府管理体制，乃至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仍很不适应。

    1.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低层次产业结构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块状产业组织方式面临恶性竞争压力，粗放型发展模式面临要素资源瓶颈压力，民营企业传统管理和组织体制及治理机制面临升级压力。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任用上，重GDP排名、重财政收入、重形象工程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而对资源节约、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关系企业长远发展等方面还关注不够。

    2.市场准入和要素配置机制不公平。市场准入"进入难、壁垒多、遭歧视"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行业即使允许进入，也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给民营经济设置一道看得见，进不去，一去就碰壁的"玻璃门"。据2009年中国改革评估报告调查：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项，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项，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项。可见，民资的待遇不仅不如国资，连外资的相应待遇也没有得到。市场准入的不公平限制了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民营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土地、科技和社会等政策不够完善，某些方面存在不公平。用地难、融资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3.法律政策导向机制不到位。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法律规范既有大量重叠产生冲突，又存在内容上的缺失而留有立法空白，此外，还有结构不合理问题。如现阶段，关于民营企业的立法，主要有《乡镇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公司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及浙江省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立法多以所有制来划分，缺乏统一性、系统性、科学性，每部法律都有相应执法主体和主管部门，致使出现监管力量分散，出现宏观层面管理不力，微观层面干预过多等问题。

    4.企业自治和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家族化管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特征之一。家族化管理在民营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家族化管理的弊端逐步显露。一方面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无法规范化、法制化；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企业的内部分化，使企业进一步成长受到很大制约。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发育不充分。行业协会还没有从政府机关中脱钩，其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中立性"还未确立。行业协（商）会的错位和缺位，使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缺乏与政府互动的载体，使中小企业的声音形不成"共鸣"，引不起"关注"，这也是影响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