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1月16日电  从世界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一切国家原先都是农业国，农业人口占了人口总数的90%以上。大家忙弄饭吃，还吃不饱。那时候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统治着人类社会。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粮食生产只能以算术级数增加，人均粮食生产趋于减少，结果就是人口的增加受到粮食增加的制约。几千年来粮食生产的增加靠到越来越耕作困难的地方去开荒。我们至今仍然能够看到在穷山辟野和崇山峻岭里劳苦开荒耕作的农民。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人均寿命基本没有延长，除了农业产出，没有多少其他的产出，总体上看，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度贫困的社会。少数剥削者挥霍奢侈，导致更多的人愈发贫困。这一状况一直到十七世纪才慢慢地起变化。由于平等自由的观念在西欧国家逐渐被确立，法治在贯彻，穷人的财产得到保护，出现了以交换和分工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工业开始起步，科学技术有了发展的机会，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口和寿命迅速增长。在先进国家中，农业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从90%多降低到3%以下，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西欧扩展到美洲、亚洲，而非洲至今还没有搭上这班车。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在此之前收入的不同是由于个人在社会中权势的不同而引起，在此以后收入的差距是由于人们创造的财富不同而引起。按财富创造来说，传统农业始终是一个低产出的行业。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不可能迅速提高。得到高收入的人都是进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这时候出现了整体上的贫富差距。人口逐渐从农村迁向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别就是这种活动的推动力。但在先进国家里这个工业化过程是在200多年里完成的。在此过程中总体的经济年增长率也不过2%-3%。这部分增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的收入总是低的。为了平衡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都采取对农业补贴的办法，几百年来已经成为传统。至今WTO谈判中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对仅占GDP3%的农业的补贴，十分困难。原因就在于此。

    反观我国的情况，在解放后1949-1979的三十年工业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补贴农民，反而是剥夺农民，再加上对农民的身份歧视，把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造成严重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城乡收入差别变得极其突出。改革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0%左右，这部分增长几乎全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所以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从33%（1983年）降低到2005年的12%。在此过程中幸亏有几亿农民进城打工，沾上了工业化的光，否则城乡收入差距还会更大。我国农村金融的衰败，将大量农民储蓄调动到城市里搞非农项目，进一步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

    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说明了总体上收入差距发生的过程是陪伴着工业化过程同时发生的。这也是库兹涅茨研究收入分配的倒U形曲线的原因。在起始阶段大家都是农民，收入分配差别不大，工业化开始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到完成工业化以后贫富差距又趋于缩小。

    在此过程中当人均收入达到三五千美元时是一个不稳定时期，就因为时处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的最高端，社会容易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发生动乱。我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我国和其他国家不同之处是经济增长的特别高速度，城乡差别发展得特别快，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的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收入分配上的快速变化。政府、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都不能适应这种忽然发生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其实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不过我们的特点是经济的特高速发展。人们来不及适应，所以风险更大一些。

    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还因为近十几年来巨额外国投资而加剧。每年差不多都有五六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都集中在沿海省份，使得东部地区的经济如虎添翼。开放政策又使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超过20%。这些利益也都集中在东部城镇。对外经济的这种增长不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全世界哪个地方都没有发生过。这些经济上的好处集中在非农产业里，农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只有进城打工的农民通过财富增长中的滴漏效应分到一些。加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我国的城乡收入以特别快的速度和规模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