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23日电  工资标准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这使浙江温岭市长屿羊毛衫行业的工人们拿到了比别处工人至少高一倍的工资，从而大大减少了令当地政府和劳资双方都饱受困扰的罢工和上访。但是，由于行业工会的委员并非工人选举产生，缺乏对工人的约束力，因此谈判得来的工资协议能否严格执行就成了一个新问题：“如果我们（企业主）都按照协议做了，工人们还是想罢工就罢工、想跳槽就跳槽，老板的利益谁来保护？”

    浙江省温岭市长屿是一个安静的浙东南小镇（长屿已并入新河镇，但当地人仍称长屿），1995年以后，羊毛衫逐渐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如今，1公里长的街道两旁有110多家羊毛衫厂，雇佣了1.2万工人。每年，密集的织机声要从8月响彻到12月，生产价值10亿元的羊毛衫。

    但是，2001年以来，每年八九月份无一例外地要集中上演罢工、上访的悲喜剧，使劳、资、政府三方都饱受困扰。

    这样的困局，催生了浙江省第一例由劳资双方谈判达成的行业工资标准，和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行业工会。

    没有赢家的冲突

    8月下旬，长屿最大的羊毛衫企业之一——唐古拉绒毛制品有限公司的工人罢工了。罢工原因相当单纯——某个花形（款式）羊毛衫的计件工价比去年降低了1元，工人拒绝接受。僵持四天后，厂方承诺整体工价在去年基础之上上调5％，一切恢复正常。

    林灿云对调解这样的纠纷已经习以为常，他是新河镇劳动和社会保障所所长，2003年下半年就接待了147位工人的上访，“其中一半以上是羊毛衫行业的，上访的焦点问题是工资”。

    许多受访人员回忆，羊毛衫行业劳资纠纷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是始于2001年，在此之前，由于工人大部分是本地人，冲突并不明显。外来人员不断涌入，而他们通常有着在其他地区的打工经验，更善于保护自己，纠纷开始增多，上访、罢工开始出现。随着行业的发展，矛盾在随后几年变得愈发尖锐。

    温岭市人事劳动保障局的资料显示，2002年8月27日到9月6日，有8个企业168人就拖欠工资问题上访，其中一个企业有40人包车上访。新河镇工会主席傅赧宝则记得，2003年有11次20－30人以上的上访。“2002、2003两年间，大的、小的、好的、坏的工厂都有罢工，有的工厂一年遇到几次，有的罢工差不多有20天。”世纪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祖青说。

    长屿的工资是不是过低？事实恰恰相反，世纪服饰有限公司的苟小姐已在外打工十多年，“在这里我每个月能拿到1500元左右，是别的地方的2－3倍。”唐古拉公司的潘冬华每月工资在1800元左右，而她在广东东莞做同样工作“只有700－800元”。她们两人都只是普通的熟练工人。

    劳动强度过大？在潘冬华看来，羊毛衫行业拿的是计件工资，“和广东相比，这里的老板很少强迫工人加班，干得少就拿得少。”

    在温岭市羊毛衫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新法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间的竞争。羊毛衫的季节性极强，企业基本都在八九月开始大批量生产和销售，而长屿的工厂始终缺少熟练工人，“旺季时缺工在四分之一左右”。短缺迫使企业以高工资招揽工人，如此，工人跳槽频繁，又迫使企业以各种方式阻挠工人离开，而拖欠工资，或扣下保证金就成为企业通常所用的手段。

    面对着更高出价，工人或在旺季集体罢工，要求所在工厂提高工资，或选择跳槽，再借助劳动部门向原有工厂索要被拖欠工资。如此循环往复，厂方生产、定单受到影响，工人损失收入、甚至丢掉工作，而政府既为频繁的上访头疼不已，也担忧本地经济受到影响。在这样的僵局中，其实没有赢家，各方都困扰不已。

    基层政府也做出了与企业主一样的判断。新河镇工会主席傅赧宝在2003年3－4月进行调查，发觉当时长屿113家羊毛衫厂，上规模的仅有12家，其余全是家庭作坊。这样的格局下，尽管确实有个别中小老板苛待工人，但“工人和老板的矛盾其实首先是老板和老板之间的矛盾”。

    工资是谈成的

    解决“老板与老板之间的矛盾”，出路无疑只有一条：在行业内形成统一工资标准（工价）。

    身处困局之中的羊毛衫业主们早已得出一致判断。潘冬华回忆，2002年她第一次来到长屿时，工厂主们已约定了工资上限不得超过3500元／月。王新法承认，在2002年成立的温岭市羊毛衫协会，它的发起初衷之一就是试图在工价上达成默契，避免企业间为互相挖角而哄抬工价。但随后两年的现实表明，协会的努力并没有奏效，统一工价并没有真正形成。

    温岭市人事劳动保障局副局长李玉友介绍，2003年初他们的调查显示，羊毛衫厂的工资，或根据销售、利润、工人最低生活需要、忙闲（旺季、淡季）等标准制定，或根据其他企业的工资制定，却没有一家工厂根据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怎么统一得起来？总之，工价不明确是各种劳资矛盾的根源。”

    病因找出，药方随即开出。新河镇工会约请羊毛衫协会的几位理事，将羊毛衫生产分解为5个工种、59道工序，逐一订立大致工价。协会派人考察邻近的桐乡、椒江、临海等地同行的工资，制定出初步工价。同时，工会与市里人事劳动保障局协商，审核工价是否合乎法律规定。

    劳动保障部门依据当地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制定了相关标准。他们以农村入户劳作的石木水匠的日工资———50元为参照对象，将自带工具的折旧和交通费扣除，8小时工作的实际收入为32元。以横机工种的平板明收针全收工序为例，8小时生产定额为3.79件，单件工价则为32／3.79＝8.44元，加以调整，则最低工价可定为8.5元。

    工会和企业主达成一致之后，2003年6月13日，“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恳谈会”在新河镇召开，13位职工代表8位企业老板“坐下来谈工价”，在场的还有劳动部门和工会的官员。

    职工代表从几家上规模企业的员工中选出，潘冬华就是其中一位，为参加这次会议，她的老板临时给了她“厂工会主席”的头衔。在她看来，虽然大部分代表都是老板点名，但“关系到大家的利益，该说的话还是都说了”。

    恳谈的内容是工价表，傅赧宝形容会议气氛“心平气和”，潘冬华也有同样感觉。会后，代表们受托征求厂里工友意见，然后以无记名方式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工价，由镇工会汇总平均后，再反馈给行业协会。“职工的看法和老板相差比较远，有的工序相差1元／件。老板们反应很大，认为高档产品稍好，中低档产品根本受不了。”傅赧宝承认，老板一方阻力很大，许多人提出“不要搞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请镇里领导出面做工作，老板们勉强才同意继续下去。”

    经过“三上三下”后，7月底劳资双方达成基本一致。2003年8月8日下午，傅赧宝与王新法在《2003年下半年羊毛衫行业职工工资（工价）集体协商协议书》上签字，傅代表工人，王代表企业。除每道工序的最低工价外，协议还规定员工8小时劳动所得不低于27元，每月最低工资不低于800元，工资必须在“当月产量结算后次月25日至28日发放”，如有困难可与工会协商适当推迟。按月发放工资的条款在职工强烈要求下加上，签约仪式却几乎因此流产，“几个老板坚决不同意，做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工作才可以签字。”对于达成协议的困难，傅赧宝记忆犹新。

    雏形中的行业工会

    与傅赧宝一波三折的感受不同，潘冬华觉得协议的签订相当顺利，她并没有太多感到老板一方的勉强。显然，更多的工作量由政府承担了。

    老板们提出了对等谈判的要求，“行业协会的谈判对象应该是行业工会，行业工资协议应该由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签”。

    8月9日，工资协议签订后第二天，长屿羊毛衫行业工会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非公有制企业的行业工会。行业工会委员会由9人组成，除镇工会副主席兼任主席之外，其余八位委员都是一线工人，他们从参加工资协商的职工代表中选出。

    由于年年行情不同，羊毛衫行业每年都需要重新谈判工价，从2004年开始，行业工会取代镇工会，作为工人一方的谈判主体。

    工价表在镇里公告贴出，许多工人都知道工资谈判一事，但采访中，大部分工人并不知道行业工会成立的消息，甚至没有听说过行业工会一词。

    温岭市总工会主席赵国峰认为，长屿行业工资协商的尝试，使行业工会成为必要，“在职工素质不够高的前提下，如何使行业工会更广泛地代表职工”，将需要更长时间的探索，行业工会的直选已列入今后工作的议程。

    根据温岭市总工会的统计，2003年8月工资协商后至今年8月底，长屿羊毛衫行业因劳资纠纷上访的仅4批，同比减少14批。而新河镇的调查则显示，几乎没有企业低于行业工资的标准，反而大部分企业的工资要高出5％－10％。对此，王新法有自己的评价，“老板们当然要受协议约束了，否则招不到工人。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都按照协议做了，工人们还是想罢工就罢工、想跳槽就跳槽，老板的利益谁来保护？”

    唐古拉厂的罢工就使董事长张林斌错愕不已，“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唐古拉的生产、生活条件在当地都属上乘，老板与工人的关系也一向融洽，工价比行业工资高出10％以上，虽然一个花形的工价往下调了，但整体工价还是比去年高，为什么那么多人仍选择罢工？

    潘冬华认为，工人的误解和沟通不畅是罢工的主要原因，虽然她仍挂着“厂工会主席”的头衔，但工会成员只有她一人，没法有效沟通，她为此感到内疚，也憧憬着有一天，“大家都参加行业工会，真正为自己争取利益”。

    甚至是资方也提出同样的期望，“要让行业工会更有代表性”，“使工资协议能被更好地接受，真正使协议对劳资双方具有同等的约束力。”王新法明确地表示。

    北京市总工会集体合同部副部长郭任洲曾于今年6月专程考察温岭，他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说明“温岭已走在前面，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产物，就像西红柿红了才可以摘下一样”。

    在温岭本地，已建立了5家行业工会，其中，泵业行业工会已准备进行行业工资协商。而在今年进行的羊毛衫行业工资协商中，职工代表增加到了38个，老板也增至26个。“职工代表还是太少，最好是每个厂都有一个。”傅赧宝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记者　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