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确实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唐代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以文祷神，文中有“安波则为利，洚流则为害”。不过，涌潮的危害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早在三国时，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便有绍兴府“大风海溢”的记载，海宁“平地水八尺”。

　　唐大历十年（公元775年）七月大风，杭州“海水翻潮，飘荡州廓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咸通元年（公元860年），钱塘县（今杭州市的一部分）潮水冲激江岸，“奔驶入城，势莫能御”。

　　明成化八年（1472年）七月，狂风大作，江海横溢，钱塘江北岸杭州至平湖，“城郭多颓，庐舍漂流，人畜溺死”。海盐平地水丈余，“溺死男女万余人”。

　　飓风拔木浪如山，振荡乾坤倾刻间
　　临海人家千万户，漂流不见一人还。

　　朱淑贞的这首《海上记事》，便是当时这一惨象的写照。

　　风暴潮始终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每当台风来临，又值大潮汛，便会出现强烈的风暴潮。冲击两岸堤防，一旦海塘溃决，便会洪流遍野，扫荡田禾、庐舍，甚至人畜溺死。有幸脱逃而保住性命者，也难免流离失所。潮水即便退却，已是田土皆咸，数年不能耕种，荒田残垣，哀鸿遍地，惨不忍睹。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的近千年间，潮灾的损失已无法统计。
坍江是钱塘江河口的又一灾害。由于河口大多为粉沙土，缺乏粘性，容易被冲蚀，在潮流和山洪的作用下，往往引起岸滩崩塌，大面积坍江。历史上，一坍数十里的记载也有多次。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八月，盐官“海失故道，潮汐冲平野三十余里”，城南几十里的沙滩全部冲失，江流直逼城下，“蜀山沦入海中”；元代元祐元年（1314年）九月，盐官海溢，又“陷地三十余里”。萧山南沙和绍兴一带，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至民国初年，共坍失田地38万亩。当地有“火烧一半，坍江全完”之说。

　　此坍彼涨，往往是一岸坍塌，另一岸又涨出新的沙滩，而沙滩上的盐民则跟着搬家，时而北岸，时而南岸，处于“十年九搬家”的状况。比之“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变迁又不知快了多少。因此，萧、绍一带近江人家，有钱不造房，长住茅草棚。

　　何意滔天苦作威，狂驱海若走冯夷。
　　因看平地波翻起，知是沧浪鼎沸时。
　　初似长平万瓦震，忽如员峤立鳌移。
　　直应待得澄如练，会有安流往济时。

　　这是宋代齐唐的《观潮》诗，反映了当时人们认为涌潮乃上苍、神灵所为，对其无可奈何的情绪。在抗拒涌潮危害的斗争中，人们开始在两岸修筑海塘，然而，却仍然出现潮水破堤毁塘的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这种状况才初步得到控制。

　　1974年8月，13号台风恰巧与天文异常大潮相遭遇，形成强大的风暴潮在浙江登陆，杭州以下潮位突破历史最高纪录，有的地方甚至超过历史最高纪录1米多。真是“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然而，由于主塘的稳固，涌潮危害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60年代以来，钱塘江两岸未发生过主塘溃决的现象。沿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一幢幢楼房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然而，要彻底驯服涌潮，让它造福于人类，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